邪教“防疫秘诀”的心理作用机制与防范对策

     二、邪教“防疫秘诀”的心理作用机制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别人的行为很不明智，认为自己绝不会做出那样的（蠢）事，是因为我们没有或无法将自己置于彼时彼境。菲利普·津巴多曾主持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他考察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人民圣殿教制造的900多名信徒集体自杀等恶性事件后得出结论：在特定情境下，情境力量远远胜于个体力量。考察任何个人做的任何决定，都不能脱离当时的现实情境，像“新冠”疫情这样的紧张状况恰好创设了一种容易被邪教利用的情境。
     （一）在危机或压力面前，人类有寻求神秘力量支持的自然倾向。宗教心理学认为，宗教信仰的根本心理原因是恐惧与依赖。几乎所有宗教都有关于世界末日、炼狱等描述，目的就在于唤
     人们的恐惧与依赖感，从而更加顺从教派的各种教义。帕尔加门特认为，恐惧情境促使我们更接近我们的局限，或者超越我们的局限，这时宗教显得尤为重要。约翰·斯密斯描述了危机和神圣的关系，他指出，危急时刻使我们充满人的局限性和脆弱性的意识，充满超越自身的资源依赖性的意识和愿意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的意识。通常，我们把人们在面对超越自身局限的危机时产生的、寻求神秘力量支持的需求称为宗教需求。这些危机感或恐惧感有时来自真实的危难情境，像自然灾害、瘟疫等，有时来自对压力事件和自身应对资源的错误评估。当环境突出了人类的脆弱以及非人力可控的力量时，宗教回应便会彰显，对复杂问题的简单解决方案变得特别诱人。俗语“危卧病榻，难有无神论者”，表达的正是这种意思。只要压力足够大，那些从未考虑过的绝望选择就变得更加可行和更加有吸引力。宗教在这种情境下出现，作为一种应对危机的生活方式，有其一定积极意义，但这种特性却有可能被邪教利用。佩佩·罗德里格斯列举了容易被邪教俘虏的四个条件，其中一个就是“由于一时的反常情况，或某个长时间悬而未决的难题，正处在特别严重和痛苦的危机，引发出超越个人所能承受的焦虑和压力的时刻”。新冠疫情暴发之初，人们对于这种新发病毒的传染能力、传染途径、致病能力、致命性等都一无所知，身边、耳边又充斥着各种不断有人无端感染、快速死亡等意象，自身的脆弱和无力感凸显，恐惧感被极大唤醒，这时，邪教“适时”奉上的简单“秘诀”就可能被当作“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应对方法，像不会游泳的人掉入水中碰到的救命稻草一样紧抓不放。
     （二）受有神论思想影响，部分人形成了将危机事件归因于超自然力量的认知模式。总体上，有神论包括泛神论、多神论和一神论。泛神论相信万物有灵，认为任何事物或现象的背后都藏
一个“精灵”，每块石头、每棵树、每座山等都有其意识和情感。多神论认为世界是由一群神威浩荡的神灵控制，每个神灵掌控着不同的领域，例如雨神掌管雨水、财神掌管钱财、死神掌管死亡，掌管“非典”“新冠”这些瘟疫的则叫瘟神。随着时间推移，某些多神论者对自己信仰的某位神灵越来越虔诚，慢慢地认为只有那位神灵是唯一的权威，相信他是宇宙的最高权柄，逐渐形成了一神论思想。然而，就像泛神论继续在多神论里延续，多神论也继续在一神论中存活，有神论思想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本质并未得到根本改变。正如尤瓦尔·赫拉利所说，从历史上看，一神论就像是个万花筒，承继了一神论、二元论、多神论和泛神论，收纳在同一个神圣论述之下，结果就是，基督徒大致信奉一神论的上帝，相信二元论的魔鬼，崇拜多神论的神?，还相信泛神论的鬼魂。宗教思想常常是一种契约，人类承诺崇敬神灵，神灵为其提供好处或消灾避祸，基督教《圣经·创世纪》第一章讲述的就是这样的故事，伊斯兰教“穆斯林”的字义是“顺服者”，意指要绝对服从唯一的真主，以期得到真主的?护。然而，对于大多数普通信众而言，所谓的神学思想只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把灾疫降临的原因归结为瘟神、撒旦，还是被触怒的上帝，终究是一件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他们更关注的是现实中的效用，在他们面对无法独力支撑的危难时，哪位“神灵”可以及时出现，令其“得救”。邪教总是在灾疫之时冒头，甚至不惜认领“瘟神”之名，称新冠等病毒是自己施之于世，相信自己的人将获救，不相信的人则要受到惩罚，正是利用了有神论的这种“漏洞”。
     （三）大脑对恐惧的辨别具有强制性，危机面前可能做出异于寻常的决定。大脑先焦虑，然后才思考。大脑倾向于察觉威胁，相比正面信息，它对负面信息的反应更加强烈。美国的艾伦·T·贝克、加里·埃默里等人指出，个体在面临危险情境时可能表现出各种“程序化”反应，它们比习得的或后天获得的反应更具先天性，习得的或后天获得的反应在随意控制下进行，需要更多的技能。大脑神经科学支持这种判断，研究发现，有两条分离的通路分别通向大脑杏仁核的恐惧系统，参与恐惧刺激感知的皮层和皮层下通路是相互独立的，即有意识通路和无意识通路，有机体（包括人类或非人类）对恐惧的辨别是强制性的，不依赖于意识。美国学者莱多克斯将传入杏仁核的两条感知恐惧刺激的感觉通路标记为“高速路”和“低速路”，“高速路”是从感觉感受器到感觉丘脑再到杏仁核的快速通路，它不经过大脑皮层，这种快速处理能够使我们在有时间思考我们的反应之前，就对可能的危险刺激的大概轮廓产生自主的、非意识的反应。“低速路”穿越的路径则有些远，从丘脑、皮层再到杏仁核，但是能够对刺激进行复杂的、内容丰富的处理，形成有意识的、深思熟虑的反应。日常生活中很多人有过这样的意识体验，比如站在悬空数百米的玻璃观景台，尽管理性告诉你一切安然，但在杏仁核的影响下仍然不由自主地感到恐惧。从进化的角度，“恐惧”对人类的适应性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让我们能及时应对面临的危险，以便存活下来。但是，这种在远古自然环境下形成的适应机制在现代社会里却可能导致误判，甚至一些人会利用大脑的这种特点达到影响、操纵他人的目的。在恐惧的支配下，一些人即使理性上“感觉”邪教的“秘诀”不太正常，换在平日里他们可能对邪教的说辞不屑一顾，但当灾疫带来一种无处遁形的恐怖感时，那些简单易行、承诺满满的神秘方法却可能变成充满诱惑的选项。脑的动作先于心智的决定，显然，人们并不总是他们行为的主人。